这是属于科学家和企业家褚健迟到的荣耀。11月24日，作为国内工业自动化领域著名科学家、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创立和实控的中控技术终于在科创板上市了。频频参加船舶海工网会议的中控在上海股市成功上市！实控人褚健传奇经历再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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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被业内形容为“可以与欧美抗衡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代表了国内自动化领域科技的最高水准。它打破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的垄断，连续八年蝉联国内DCS（集散控制系统）市场占有率第一。

褚健是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而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企业家，他几乎都做到了极致，是标准的科学家创业者。回顾过去20多年的创业史，他说，这是一段充满激情、痛苦和悲壮的历史。

幸运的是，他等来了属于科学家的最好的年份。

中控创始人褚健参加《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中国经济论坛 摄影:《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2020年，这是一个属于科学家的好年份。

3月，在中控技术向科创板递交上市申请的前一天，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和国家级人才项目专家崔霁松联合创立的生物医药公司诺诚健华登陆港股。诸多科学家们创立的科技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受到了资本的热捧。

10月底召开的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科技创新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在科学家群体中，下海创业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并不容易。施一公曾经引用别人的话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

言下之意，既是形容科学家创业之艰难，亦是形容科学家角色转换之艰难。他的解释是，“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褚健从一开始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清晰的。早在20多年前，他就认为，自己应该是科技和经济这两张皮之间的架桥工人，他的使命是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把高科技的成果产业化，这是中国所缺的东西。而我很清楚，为什么科技成果转化那么难？我希望我们能解决一些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如今从中控技术看来，褚健在科技和经济之间的架桥无疑是成功的。

褚健从事的是工业自动化领域，是关涉中国基础工业设施安全的领域。

1978年，褚健15岁，他以全校的最高分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工业自动化专业。1986年，他成为浙大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仪表专业与日本京都大学首届博士联合培养第一人。

那时候的日本已经完成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褚健在那里得以见证科技如何助力日本的经济腾飞。

日本的青年告诉他说，日本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如果日本在科学技术上不领先中国20年，那日本就没有出路和希望。这让他很受震撼。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看到了国际上最先进的产业技术水平。褚健认为，日本发展这么快，当时作为教师一辈的科学家是做出贡献的。他也在想，等到20年后，他四五十岁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科学家是否也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这段留日的经历，对褚健后来的人生选择影响至深。他常常向人提起这一段经历对他思想形成的冲击，立志要实现产业报国的理想和抱负亦是在此期间形成的。

褚健的同事们对他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满怀强烈的产业报国理想，将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他作为科学家的使命。

“褚健是一个产业报国理念特别强的人。当时国内的控制系统用的都是国外的，有感于中国的自动化产业发展落后于国外，他确实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褚健在浙江大学的一位同事说。

三年后，从日本京都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的褚健毅然选择回国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研究。

回到浙江大学的褚健很快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

1992年4月，国家计委批准在浙江大学设立国内高校第一个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希望探索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一种新模式，形成“技术、工业、贸易一体化”的通道。年轻的褚健被推到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位置。

1992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邓小平南巡讲话，全社会涌动着创业的激情和梦想。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浙江大学正式成立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十二条龙”，也就是十二个学科性公司。褚健受命去创办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

1993年，中控公司的前身浙大自动化公司正式起步。当时学校并没有资本金投入，相当于是虚假注资，褚健自己借了20万元投入进去。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产品。自动化控制系统是所有重大工程和装备必不可少的核心系统，就像人的“大脑”，一旦“脑子”出问题，就可能发生爆炸、事故或停产。

而当时国内的DCS系统已被国外的品牌所垄断，国内的大型企业用的都是霍尼韦尔、横河电机、艾默生、西门子等国外品牌的DCS，几乎没有考虑国产DCS的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看，那时，工业安全的命脉完全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中国重要的基础工业设施面临严峻的安全隐患。

褚健后来回忆说，“中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加上又是虚假注资，艰辛和困难可以想象。”

那一年，褚健正好30岁，已经是这所江南名校最年轻的教授。那个初夏，财经作家吴晓波采访了这位决定下海创办企业的年轻科学家，并形成报道《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被新华社通发全国。

虽然那时候中央已经鼓励科学技术要迅速地转化成生产力，但选择下海的科学家仍然凤毛麟角。

褚健从创建公司的第一天起，就是奔着成就一家伟大公司去的，他提出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的霍尼韦尔”。“中控”的取名意思就是要成为代表中国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第一品牌，其英文名SUPCON的由来则是Super Control（一流控制）的缩写。

那时候，国内不少同行断言，中国再研发DCS系统，已经没有机会了。

上述褚健的浙大同事说，“在当时，我们认为DCS系统在国内是没法做的，因为没法和霍尼韦尔比拼，国内的大石化企业都不会买我们自己的产品，这块业务太难了。”

在最艰难的时候，公司管理层内部出现了重大的矛盾和分歧：是继续走自主开发的道路，还是代理西门子的产品？

褚健分析，如果从生存的角度看，代理国外产品完全正确，那将很快获得项目和市场。但如果从振兴民族工业、树立自主品牌的角度，如不能坚持下去，将永远失去树立自己品牌的机会。

“我力主研发出自己的DCS控制系统，要么辉煌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回家。”褚健说，在他强烈且毫无妥协的主张下，中控决定不做国外产品的代理，哪怕饿死也不做。

但这是一个极其艰难和痛苦的决定。现在再回忆起来，“在那样一个极其苦难的寒冬，我痛苦极了，我也深知公司经营面临的困境，但我又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要验证我是正确的谈何容易？”

中控的一位高管说，在经过了将近10年左右的艰苦努力后，中控的DCS系统才在化工企业里推广，之后再向炼油企业、造纸、电厂等慢慢推广出去。

“而在这10年里，大型的国有企业还不敢用我们的系统，用的都是国外品牌。我们后来又组织开发新的系统构架，将网络技术引入，后来才能抗衡国外的控制系统市场。”

20年后，中控历经艰难，终于打破了跨国公司对中国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的垄断，实现了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国产化和自主可控，成为该领域科技水准最高的企业。中控牵头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项、国家标准19项，其DCS产品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4.7%，连续八年蝉联国内DCS市场占有率第一。其中，在化工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达到40.3%。中控的出现也使国内DCS系统降价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而中石化、中海油、中石油、中核集团等大型央企如今也成为了中控的稳定客户。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控一直被视为产学研结合的典范而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

在褚健的领导、同事和学生们看来，无论是在振兴民族产业方面，还是在学术、技术创新方面，他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在一心实现“产业报国理想”的同时，褚健也没有放弃他的科学家身份。

1999年4月，褚健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批特聘教授；后来又成为浙江大学先进控制研究所（现浙江大学智能系统与控制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还曾担任浙江大学党委委员、常委、副校长。

作为国内自动化领域的领军人物，褚健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和课题，两次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一项中国标准创新贡献一等奖和多项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类奖项。

然而，这并非褚健经历的全部。

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科学家创业面临着制约和风险：诸如体制内科技型企业的产权改革、科研经费的支配和使用、知识产权的归属以及如何评估和衡量知识分子的科技生产力转化等，都处于模糊地带。

褚健甚至为此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被关押了三年三个月。褚健的遭遇在科学界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强烈共鸣，在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引发震动，甚至一度被视为科技创新创业领域“风向标”式的事件。

庆幸的是，时代的大格局已经在转变。

没有哪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科技创新成为这个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鼓励科学家们出去创业，将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为此全力改革落后的科研管理体制。

像褚健和施一公这样的科学家们也终于迎来了最好的创业时代。

2017年1月，经历劫难之后的褚健重回中控。

他写了一封“致中控员工的信”。在信中，褚健写道：“过去的三个夏天四个冬天，虽然我承受了一生中最困难的经历和遭遇，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不会被任何磨难打倒，也不能被恶劣条件打倒。”

同时，他宣布在中控实施烈火计划：力争在三年（2017年——2019年）内，彻底变革中控，让中控成为一家真正受人尊敬的、充满活力的创新型高科技公司。

在这三年里，中控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反映在公司业绩上，2017年、2018年、2019 年三年的营收分别为 17.1亿元、21.3亿元、25.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7亿元、2.8亿元、3.7亿元。

在工业互联网时代，中控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2017年底，在第二届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褚健发布了面向未来的工业操作系统——supOS，一个可以覆盖基础车间操作、工厂操作以及集团运作的系统。它的定位是实现工厂管理平台从功能向智能的转变及升级。这是中控在工业智能化领域与巨头们展开的竞争。

而在过去的三年里，中控已经从一家起步于研发、生产和销售自动化系列产品的供应商逐步转型为以自动化控制系统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营收占公司营收的比重目前已达80%，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一家优质高科技企业角逐资本市场，会创造多少财富神话，无可避免地将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但褚健说，他一直希望中控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骨气的公司。“仅仅赚钱绝对不是我们的追求。”

编辑来源：《中国经济周刊》杨百会、国际船舶海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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